民心篇第十七

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。人民心理之向背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，夷夏之防，有时并不足恃，是可惕然者也，故《胡注》恒注意及之。孟子曰：“三代之得天下也，得其民也，得其民者，得其心也。”恩泽不下于民，而责人民之不爱国，不可得也。夫国必有可爱之道，而後能令人爱之，天下有轻去其国，而甘心讬庇于他政权之下者矣。《硕鼠》之诗人曰：“逝将去汝，适彼乐国。”何为出此言乎？其故可深长思也。故《夷夏篇》後，继以《民心》。

汉成帝元延元年，上雅信爱禹，由此不疑王氏。

注曰：元帝师萧望之，成帝师张禹，皆敬重之矣。元帝不能听望之言，踈许、史而去恭、显；成帝则听禹言，而不疑王氏。望之以此杀身，禹以此苟富贵。汉祚中衰，实由此也。又，成帝之时，吏民犹讥切王氏，平帝之末，吏民以王莽不受新野田，上书者至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。何元、成帝之时吏民犹忠于汉，平帝之时吏民则附王氏也？政自之出久矣，人心能无从之乎！有国家者尚监兹哉！（卷三二）

此莽党所假造之民意也。然久假不归，乌知非有，白乐天诗曰：“周公恐惧流言后，王莽谦恭未篡时，向使当初身便死，一生真伪复谁知！”正可见莽之尝得民也。

汉献帝兴平二年，曹操欲取徐州，荀彧请先平兖州，以固根本，曰：“前讨徐州，威罚实行，其子弟念父兄之耻，必人自为守，无降心，就能破之，尚不可有也。”

注曰：徐州子弟既有父兄之雠，必不心服于操，纵破其兵，犹不能有其地也。（卷六一）

此内战也，外战犹有民族意识为之防，内战则纯视民心之向背。彧为操谋，亦尝于民心上用工夫矣。

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，关羽数使人与吕蒙相闻，蒙辄厚遇其使，周游城中，家家致问，或手书示信。羽人还，私相参讯，咸知家门无恙，见待过于平时，故羽吏士无鬥心。

注曰：吕蒙所以禽关羽者，携之而已。（卷六八）

吕蒙之術甚浅，而羽不为之备，毋乃轻敌太过乎！蒙之于羽，固鬥智不鬥力也。

魏文帝黄初六年，汉诸葛亮率众讨雍闿，参军马谡送之数十里，曰：“用兵之道，攻心为上，攻城为下；心战为上，兵战为下，愿公服其心而已。”

注曰：此马谡所以为善论军计也。（卷七〇）

马谡之言，乃千古不磨之论。得其地而不得其心，未为真得也；反之，失其地而未失其心，亦未为真失也，故得失在心不在地。吴泳曰：“马谡之论高矣，街亭之败，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。蜀势日倾，蜀才日少，而乃流涕斩谡，过矣！夫法立必诛，而不权以古人八议之仁，此申、韩之所为也。前辈谓孔明之学，出于申、韩，信矣。近世如张魏公之斩曲端、赵哲，乃效孔明所为，尤非也。”语见《鹤林集》卅七。

魏高贵乡公甘露三年，司马昭克寿春，诸葛诞麾下数百人，皆拱手为列，不降。每斩一人，辄降之，卒不变，以至于尽。

注曰：史言诸葛诞得人心，人蒙其恩而为之死。（卷七七）

诞在诸葛兄弟中所被詈为狗者，狗能得人心如是乎？方正学曾辨之矣，曰：“诸葛兄弟三人，才气虽不相类，皆人豪也。诞当司马昭僭窃之时，拒贾充之说，起兵讨之，事虽无成，身不失为忠义，岂非凛然大丈夫乎！世俗乃以是訾之，谓蜀得龙，吴得虎，魏得狗。为斯言者，必贾充之徒，自以鬻国弑君取富贵为得计，论人成败，而不识顺逆是非之辨者也。”语见《逊志斋集》五。诞被詈为狗，见《世说新语·品藻篇》。

晋武帝泰始二年，罢山阳国督军，除其禁制。

注曰：魏奉汉献帝为山阳公，国于河内山阳县之浊鹿城，置督军以防卫之。至晋时，帝孙康嗣立，人心去汉久矣，故罢其卫兵，除其禁制。（卷七九）

汉献帝废後，至是才四十六年，身之以为人心去汉已久。然再阅四十年，刘渊之兴，犹冒汉以为号召，则怀旧之念诚可利用也。宋亡後八十年，而韩林儿、刘福通之徒，假名于宋，终屋元社，此身之所想望而不及见者也。

秦始八年，羊祐归自江陵，务修德信，以怀吴人。每交兵，刻日方战，不为掩袭之计；出军行吴境，刈穀为粮，皆计所侵，送绢偿之；每会众江沔游猎，若禽兽先为吴人所伤，而为晋兵所得者，皆送还之。于是吴边人皆悦服。

注曰：成伐吴之计者祐也，凡其所为，皆豢吴也。正以陆抗对境，无间可乘，故为是耳。若曰“务修德信”，则吾不知也。（卷七九）

羊、陆对峙，各务得民，故斯时之民，汔可小息。

晋武帝太康十年，诏以刘渊为匈奴北部都尉。渊轻财好施，倾心接物，五部豪杰、幽冀名儒，多往归之。

注曰：为刘渊得众以移晋祚张本。（卷八二）

明前此之易代，胥为内政之争，自此以后，始有异族相倾之局也。内争不已，异族纷乘，自晋太康十年己酉，至隋开皇九年己酉，凡三百年，中国始复归一统。身之于此大书特书刘渊之得众者，谓其得民心也，晋不足惜，如中国何！故与其谓之南北分裂三百年，毋宁谓之民心被劫三百年之为合于史实也。

晋怀帝永嘉二年，荆州寇盗不禁，诏起刘璠为顺阳内史，江汉间翕然归之。

注曰：瑶父弘之丧未终，起之于苫块，荆州之民怀其父，故翕然归其子。（卷八六）

永嘉三年，山简为征南将军，嗜酒不恤政事，表“顺阳内史刘璠得众心，恐百姓劫璠为主”，诏徵璠为越骑校尉。南州由是遂乱，父老莫不追思刘弘。

注曰：史言刘弘父子得江汉间民心。（卷八七）

民主政治未建立之时，以天下为私物，忌疆吏之得众，然则疆吏之虐用其民，乃君主所深喜也。呜呼！忌同种之刘璠，而其害乃在异种之刘渊，岂山简之徒所及料哉！靖康元年，李邦彦等之谮罢李纲也，太学生上书请留，军民数万，挝鼓喧呼，唾邦彦，杀内侍，义出众愤，而贼臣即以此中纲，谓纲为民心所归，帝亦愈疑纲而不可解，宋遂不得不南渡矣。

晋元帝建武元年，聪飨群臣于光极殿，使愍帝行酒洗爵，已而更衣，又使之执盖。晋臣多涕泣，有失声者。尚书郎陇西辛宾起，抱帝大哭，聪命引出斩之。

注曰：使之执戟前导，使之行酒洗爵，使之执盖，所以屈辱之至此极矣！戎狄狡计，正以此观晋旧臣及遗黎之心也。（卷九〇）

刘渊父子虽匈奴，自谓同化于汉，其灭晋也，自诡于政治革命，而非蛮夷猾夏也。岂知中国人心未死，晋犹能偏安者百年。

晋简文帝咸安元年，秦王坚以关东初平，守令宜得人，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，补六州守令。授讫，言臺除正。

注曰：奏上秦朝，除为正官也。呜呼！荀卿子有言，“兼并易也，坚凝之难”，以苻坚之明，王猛之略，简召六州英俊，以补守令，然鲜卑乘乱一呼，翕然为燕，以此知天下之势，但观人心向背何如耳！（一〇三）

善政本可得民，然有时政虽善而仍不得民，则其善政未足以敌其民族意识也，观苻秦与鲜卑慕容氏之事可知矣。前燕既灭，十馀年後，後燕、西燕、南燕，相继踵起；宋则二王之後，一蹶不振，更无所谓後宋、西宋。曾慕容氏之不如，此身之所为欷歔也！

咸安二年，温公论曰：古之人灭人之国而人悦，何哉？为人除害故也。

注曰：此惟汤武足以当之，下此则汉高帝犹庶几焉。（一〇三）

明元之灭宋，非能为人除害，仅以武力取之，知其不能久也。

晋孝武帝太元八年，谢安得驿书，知秦兵已败，时方与客围棊，摄书置床上，了无喜色，围棊如故。客问之，徐答曰：“小儿辈遂已破贼。”既罢还内，过户限，不觉屐齿之折。

注曰：言其喜甚也。史言安矫情镇物。人臣以安社稷为悦者也，大敌压境，一战而破之，安得不喜乎！屐齿之折，亦非安之訾也。（一〇五）

肥水一役，为吾国历史上有名外战。闻胜而喜，国民心理所同然，岂独谢安，固将举国若狂也，安特其代表焉耳！

太元十年，吕光宠信主簿尉祐，谮杀名士姚皓等十馀人，凉州人由是不悦。

注曰：昔齐人伐燕，胜之，孟子曰：“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，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。”其後燕卒报齐。吕光始得凉土，而无以收凉人之心，宜其有国不永也。（一〇六）

元世祖平宋，不务恤民，专任姦徒，横征暴敛，南人不服，叛乱四起，其始与吕光之得凉土无以异也。

晋安帝义熙十四年，长安百姓逐朱龄石。龄石焚其宫殿，犇潼关。

注曰：义真既大掠长安而归，长安之人，固仇视晋人矣。龄石奉宋公之命，与义真俱归可也，痴坐长安以待逐，何欤？（一一八）

去年三秦父老闻刘裕将还，诣门流涕诉曰：“残民不霑王化百年，始睹衣冠，人人相贺。”其情绪之热烈可知也。曾不一年，而朱龄石被逐，何耶？语曰：“民犹水也，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”义真之大掠长安，真所谓为知己者痛，而为仇讐者快也。

宋明帝泰始元年，右卫将军刘道隆，为废帝所宠任，专典禁兵。兴宗尝与之俱从帝夜出，道隆过兴宗车后，兴宗曰：“刘君！比日思一闲写。”道隆解其意，掐兴宗手曰：“蔡公勿多言。”

注曰：废昏立明，非常之谋也。蔡兴宗建非常之谋，既以告沈庆之，又以告王玄谟，又以擿发刘道隆，而人不敢泄其言，何也？昏暴之朝，人不自保，“时日害丧，予及汝偕亡”，盖人心之所同然也。（一三〇）

《廿二史劄记》九，言：“废昏立明，本有故事，晋宋间去汉未远，霍光废昌邑之例，在人耳目，故少帝义符以失德为徐羡之所弑，时论亦但以废杀为过，未尝以废立为非。前废帝子业无道，明帝结阮佃夫等弑之，时论亦未尝以明帝为非也。可见当时人意中，各有伊、霍故事，以为理之当然”云。顺人心而为之，故非常之谋，有时亦可不败。

泰始二年，兴宗曰：“逆之与顺，臣无以辨。今商旅断绝，米甚丰贱，四方雲合，而人情更安。”

注曰：湘东篡位，非其本心，寻阳起兵，名正言顺，故曰“逆之与顺，臣无以辨”。“商旅断绝，米甚丰贱”者，前朝之积也。“四方雲合，人情更安”者，积苦于狂暴，而骤乐宽政也。“天下嗸嗸，新主之资”，斯言岂不信哉！（一三一）

湘东即明帝。晋安王子勋称帝寻阳，旋即覆灭，此内战也。人心厌乱，明帝予以安集，故能坐享其成。

泰始五年，魏以慕容白曜为都督青、齐、东徐三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，进爵济南王。白曜抚御有方，东人安之。

注曰：宋置冀州于历城，魏既得之，改为齐州，统东魏、东平原、东清河、广川、济南、东太原六郡；东徐州统东安、东莞二郡。淮北四州之民，未忘宋也，惟其抚御有方，民安其生，不复引领南望矣。《书》云“抚我则后，虐我则雠”，信哉！（一三二）

此言民族观念之有时不可恃也。“抚御有方，民安其生”，则忘统治者之为谁氏矣。南北朝能对峙二百馀年，亦以其政丑德齐，不足以相胜也。

齐武帝永明十年，上使太子家令沈约撰《宋书》，疑立《袁粲传》，审之于上，上曰：“袁粲自是宋室忠臣。”

注曰：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。（一三七）

身之盖为袁进士镛言之也。镛宋亡殉国事甚烈，《深宁集》有《哭袁进士诗》，而降元者讳言其事。明初徐一夔《始丰藁》十四，《跋袁镛家传后》云：“宋季鄞人袁镛，尝登咸淳辛未进士第，以忧未上官。元兵将陷宋都，镛与寓公将作少监谢昌元、华文阁直学士赵孟传，共谋死国。已而游兵至鄞上，镛先二人往觇敌，奋不顾身，为敌所擒，骂不绝口而死。其妻孥一十七人，闻之亦同时赴水死，独有僕护其一子。其事类齐王，而又甚焉。幸遇太史公，得书其事。镛不幸不遇太史公，又其同志已叛盟事敌，亦讳道其事，故遂至于无闻。镛死易代，其孙廷玉，有文学行谊，以国子生林右善叙事，请为私传，以补《宋史》之缺，亦孝事也，余因附其说”云。然袁镛不特《宋史》无传，元延祐间修《四明志》亦无传。《鲒埼亭集》廿三《宋忠臣袁公祠堂碑铭》云：“少时从天一阁范氏得见袁尚宝公所刻《先进士忠义录》，其中有蒋教授景高所作传，较详于旧志。呜呼！袁公之死，盖见卖于赵孟传、谢昌元，而清容作志，不立公传，初意以为《五代史》阙韩通之例，出于嫌讳，既而见其为赵、谢二降臣皆有佳传，乃知其党于降元之徒也。盖清容之父处州亦降元，故清容之纪先友也，凡降元者多称之，而且作《哀兰操》以吊崖山降将吴浚，可谓失其本心之言也已。夫抗元者不立传，或有可原，降元者反传之，岂非党哉！著书而以颠倒是非为事，将谓隻手可以障天耶！吾读清容之文，未尝不爱其才，而心窃薄之。呜呼！千古之清议，夫岂一时之记载所能持，其愚甚矣。铭曰：'可怜石头城，宁为袁粲死，不作褚渊生。谁为袁粲传？沈约沉吟颜有汗。’”此身之所谓“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”也。因论民心，附识于此。

齐明帝建武二年，魏主欲于淮南置戍，高闾上表，言：“安土恋本，人之常情。昔彭城之役，既克大镇，城戌已定，而不服思叛者，犹逾数万。”

注曰：宋明帝泰始二年，魏得彭城，至高帝建元之初，淮北之民，犹不乐属魏，思归江南，遂有五固之役。（一四〇）

此外战也。宋泰始二年丙午，至齐建元二年庚申，凡十五年，江南朝代已易，淮北之民，犹不乐属魏而思叛。足见宋齐之相禅，民无所别择，以为执政者之转移而已，惟对魏则视为敌国，谁愿为敌国之民哉！

梁元帝承圣二年，齐宿预民东方白额以城降，江西州郡皆起兵应之。

注曰：江淮之民，苦于齐之虐政，欲相率而归江南。（一六五）

此民族自决之表见也。齐无虐政，民且欲归江南，况以齐文宣之暴戾乎！身之盖为当时之动乱言之。《元史·世祖纪》：“至元二十六年正月，江西贼钟明亮寇赣州，诏发江淮省及邻郡戍兵往讨。二月，玉吕鲁奏江南盗贼凡四百馀起，宜选将讨之。三月，台州贼杨镇龙，聚众宁海，称大兴国，寇东阳义乌，浙东大震。”袁清容《师友渊源录》谓“身之释《通鉴》，己丑寇作，以书藏窖中得免”，即此年也。窖当在宁海，全谢山以为在鄞，非是。镇龙亦作震龙。宁海为身之邑里，此身之所亲见，皆苦于元之虐政而动乱者也。又《元史》一六七《王恽传》，载：“恽至元二十六年为福建闽海道提刑按察使，进言于朝曰：'福建平定以来，官吏贪残，故山寇往往啸聚，愚民因而蚁附。官兵致讨，复蹂践之，甚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也。’时行省讨剧贼钟明亮无功，恽复条陈利害曰：'福建归附之民户几百万，黄华一变，十去四五。今剧贼猖獗，又酷于华，其可以寻常草窃视之乎！’”秋涧言“官吏贪残”，身之言“苦于齐之虐政”，其意一也。

陈文帝天嘉元年，周军初至郢州，助防张世贵举外城以应之，所失军民三千馀口。周人起土山长梯，昼夜攻之，因风纵火，烧其内城南面五十馀楼。孙瑒兵不满千人，身自抚循，行酒赋食，士卒皆为之死战，周人不能克。

注曰：史言千人一心，虽大敌不能克，郢人之死战不下者，畏江陵之俘戮也。（一六八）

同一时代，兵器利钝相等，婴城拒守，惟恃人心。《困学纪闻》十三，言：“陈无淮，无荆襄，无蜀，而立国三十二年，江左犹有人也。”

陈宣帝太建十二年，周杨坚革宣帝苛酷之政，更为宽大，删略旧律，作《刑书要制》，奏而行之，躬履节俭，中外悦之。

注曰：贾谊曰：“寒者利裋褐；饥者甘糟糠。天下嗷嗷，新主之资也。”古之得天下，必先有以得天下之心，虽姦雄挟数用術，不能外此也。（一七四）

杨坚之篡周，有类王莽之篡汉。躬履节俭，宽大为怀，一反周之虐政，已可得天下之心，更有民族意识为之援，坚之得国，所以比莽尤易也。

唐德宗兴元元年，赦天下改元，制曰：“李希烈、田悦、王武俊、李纳等，咸以勋旧，各守藩维，朕抚御乖方，致其疑惧。皆由上失其道，而下罹其灾，朕实不君，人则何罪！”

注曰：此等言语，强藩悍将闻之，宜其感服易心。（二二九）

又，赦书既下，四方人心大悦。及上还长安，明年，李抱真入朝为上言：“山东宣布赦书，士卒皆感泣。臣见人情如此，知贼不足平也。”

注曰：史究言兴元赦书感动人心之效。（二二九）

以陆宣公任宣传，宜其得人感泣也。

唐宪宗元和十二年，裴度以蔡卒为牙兵，或谏曰：“蔡人反仄者尚多，不可不备。”度笑曰：“吾为彰义节度使，元恶既擒，蔡人则吾人也，又何疑焉！”蔡人闻之感泣。

注曰：裴度平蔡，蔡人不复叛矣，识者知其所以然乎？（二四〇）

此惟内战，可以收效如此。

唐穆宗长庆元年，田弘正遇害，起复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，令乘驿之镇。布月俸千缗，一无所取，卖旧产得钱十馀万缗，皆以颁士卒，旧将老者兄事之。

注曰：以田布所为，宜可以得魏卒之心，而卒不济者，人心已摇，而布之威略不振也。（二四二）

“财散则民聚”，本为至理名言，而有时用之无效者，谚所谓“临时抱佛脚”也。

唐昭宗景福元年，安仁义破孙儒五十馀寨，田頵擒儒于陈斩之，传首京师，儒众多降于行密。

注曰：光启三年，孙儒始与行密交兵，至是而败。孙儒以十倍之众攻行密，其智勇亦无以大相过，而卒毙于行密者，儒专务杀掠，人心不附，又后无根本。行密虽为儒所困，分遣张训、李德诚略淮浙之地以自广，又斥馀廪以饲饥民，既得人心，又有根本，所以胜也。（二五九）

饥者易为食，不必其躬行仁义也，稍胜则人归之矣。此其道甚浅，屡行之而有效者也。

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，帝在陕州，赵晖自御帝马而入，至石壕，汴人有来迎者。

注曰：汴人越郑洛而来迎，可以见其苦契丹之虐政，汉氏之来苏，惜乎卒无以副其望也。（二八七）

民对契丹，有虐政之逼迫，又有民族之歧视，最易使其归心也。于此而无以副其望，终使为异域之民，汉之为汉可知矣，盖深伤中原之不复也。

後周太祖广顺二年，唐主谓冯延巳、孙晟曰：“楚人求息肩于我，我未有抚其疮痍，而虐用其力，非所以副来苏之望。”

注曰：言湖南之人，苦其主之虐政暴敛，望唐之休息，而唐又兴兵役以疲之，非所以副其望。使唐主言而能行，不摇于众口，乌有他日之败乎！（二九〇）

楚与南唐接壤，民不堪其虐，而求息肩于唐，将以为拯己于水火之中也。唐主能言而不能行，是亦楚耳，民何择焉，所以同归于尽也。

广顺三年，唐大旱，井泉涸，淮水可涉，饥民度淮而北者相继，濠、寿发兵禦之，民与兵鬥而北来。

注曰：观民心之向背，唐之君臣可以岌岌矣。（二九一）

後周南唐之兼併，内战也，内战纯恃得民，唐既无善政，又有天灾，欲人心之不去得乎！若宋之与元，本有夷夏之防，足为保障，而仍不免于灭，是可哀已。

释老篇第十八

《通鉴》以“资治”为名，释老之事，载者较少，故严衍《通鉴补·凡例》有“补二氏”一条，言：“《通鉴》如佛图澄、寇谦之等，亦既因事而见矣，馀皆弗录。然二氏之教，流传既久，即不足垂训，亦何必不存其说也。”又康熙间仁和张星曜撰《通鉴纪事本末补後编》五十卷，以袁氏《本末》未有专纪释老乱国之篇，乃引正史所载，附以稗官杂记，及诸儒明辨之语，集为一书，其稿本见莫友芝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。其所辑尚有《天教明辨》，写本二十厚册，吾尝得之马相伯先生。张盖天主教徒，其书名补袁氏，实以佛老也。然信仰贵自由，佛老不当，犹之天主不当也。且孟子尝距杨墨矣，杨墨何尝熄，杨墨而熄，亦其有以自致，非由孟子之距之也。韩昌黎佛亦然，唐末五代禅宗之盛，反在昌黎佛以後，其效可睹矣。况隋唐以来，外来宗教如火祆、摩尼、回回、也里可温之属，皆尝盛极一时，其或衰灭，亦其教本身之不振，非人力有以摧残之。吾国民族不一，信仰各殊，教争虽微，牵涉民族，则足以动摇国本，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。孔子称“攻其恶，无攻人之恶”，使孔子而知有异教，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。故吾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，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。胡身之注《通鉴》，于释老掌故，类能疏通疑滞，间有所讥切，亦只就事论事，无异端习气，与胡明仲《读史管见》之攘臂而争者不同，足觇其学养之粹，识量之宏也。兹特撮其语为一篇以示概。

汉献帝初平二年，沛人张鲁，自祖父陵以来，世为五斗米道。

注曰：陵即今所谓天师者也。后魏寇谦之祖其道。（卷六〇）

读此注第一句，当时天师之喧赫，可于言外见之矣。所谓天师，指张宗演也。《元史·释老传》云：“正一天师三十六代宗演，当至元十三年，世祖已平江南，遣使召至，命廷臣郊劳，待以客礼。语之曰：'昔岁己未，朕次鄂渚，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，卿父使报朕曰：后二十年，天下当混一。神仙之言验矣。’”据《世祖纪》，遣使召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，在至元十二年四月。《本纪》编年，根据实录，似不至误，惟天师世次，则当以《本传》为准。时宋尚未亡，宗演已先趋附。宋景濂撰《汉天师世家叙》，亦云：“宗演父可大，当宋季，元世祖闻其神异，密遣间使讯之，可大授以灵诠，且谓使者曰：'善事尔主，后二十年，当混一天下。’”其言之徵验，或后人故神其说，然其父子早与敌通，则无可为讳。《隐居通议》十六，载刘须溪撰《宗演墓》，亦谓：“乙亥、丙子间，金陵不守，信州未下，北使已先传张天师召，锡冠剑，陟师号，宠光赫然，前代盛时所未有。”呜呼！是足以为荣乎！

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，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髪，以师贤为道人统。

注曰：道人统犹宋之都僧录，北人谓之僧总摄。《魏书》：“沙门师贤，本罽宾国王种人。少入道，东游凉州，凉平赴代。罢佛法时，师贤假为医術还俗，而守道不改。于修复日，即反沙门，为道人统。和平初，师贤卒，昙曜代之，更名沙门统。”（一二六）

魏太武与司徒崔浩崇奉道士寇谦之，太平真君七年罢毁佛法，是为宋元嘉廿三年。阅六年，魏文成帝即位，修复佛法，是为宋元嘉廿九年。又阅八年，魏文成帝和平元年，昙曜继为沙门统，昙曜即今大同雲冈石窟寺创造之人也。青州失陷时，刘孝标母子被虏至北，曾为僧尼于此，佐昙曜翻译。道人统，沙门统，皆元魏僧官；都僧录，赵宋僧官；僧总摄，则元时僧官也。《元史·世祖纪》，至元十四年二月：“诏以僧亢吉、益怜真加、加瓦，并为江南总摄，掌释教，除僧租赋，禁扰寺宇者。”廿一年九月：“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。”杨琏真加即益怜真加之异译。廿二年正月：“桑哥言杨琏真加云：会稽有泰宁寺，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；钱唐有龙华寺，宋毁之以为南郊，皆胜地也，宜复为寺。”廿三年正月：“以江南废寺田土为人占据者，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修寺。”总统即总摄，《释老传》亦作总统，语本译义，其实一也。廿五年二月：“江淮总摄杨琏真加言，以宋宫室为塔一，为寺五。已成，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。”或称江南，或称江淮，亦一语异译。杨髡发陵事，万季野、全谢山等曾详考之。当身之注书山中之日，即杨髠横行江浙之时，故以僧总摄释道人统，取人易解也。

梁武帝普通元年，时上方崇释氏，士民无不从风而靡，独韦叡自以位居大臣，不欲与俗俯仰，所行略如平日。

注曰：史言韦叡于事佛之朝，矫之以正，几于以道事君者。（一四九）

宋徽宗时，“道士林灵素作神霄箓，自公卿以下，群造其庐拜受，独李纲、傅崧卿、曾幾移疾不行。”见《困学纪闻》二十。亦庶几韦叡之于事佛之朝也。

普通二年，置孤独园于建康，以收养穷民。

注曰：古者鳏寡孤独废疾皆有养。帝非能法古也，祖释氏须达多长者之为耳。（一四九）

须达多乃舍卫国给孤独长者之本名，亦云修达多，玄应《音义》三曰：“修达多，此云善与，故得给孤独名也。”

梁武帝中大通三年，太子以侍读东海徐摛为家令。摛文体轻丽，春坊尽学之，时人谓之宫体。上闻之怒，召摛欲加诮责。及见，因问经史及释教，摛商较从横，应对如响，上甚加叹异。

注曰：上崇信释氏，意谓徐摛业儒，但知经史而已，扣击之馀，及于释教，商较从横，应对如响，遂加叹异。殊不思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者焉，释教盛行，可以媒富贵利达，江东人士孰不从风而靡乎。（一五五）

凭人主一时之好恶，以为教之盛衰，识者不以此为荣辱也。

梁武帝大同二年，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，命有司求良材。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，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，诬弘氏为劫而杀之，没其材以为寺。

注曰：帝追尊考顺之曰文皇帝。杀无罪之人，取其材以为寺，福田利益果安在哉！（一五七）

可见当时官吏并不信佛，不过以此求富贵利达耳，如果信佛，何敢为此乎！

大同十一年，帝口授敕书，谓“我自非公宴，不食国家之食，多历年所，乃至宫人，亦不食国家之食。”

注曰：帝奄有东南，凡其所食，自其身以及六宫，不由佛营，不由神造，又不由西天竺国来，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？惟不出于公赋，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。诚如此，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！（一五九）

又，上年老，厌于万幾，专精佛戒，每断重罪，则终日不怿。

注曰：梁武帝断重罪则终曰不怿，此好生恶杀之意也。夷考帝之终身，自襄阳举兵，以至下建康，犹曰事关家国，伐罪救民。洛口之败，死者凡几何人？浮山之役，死者凡几何人？寒山之败，死者又几何人？其间争城以战，杀人盈城；争地以战，杀人盈野，南北之人，交相为死者，不可以数计也。至于侯景之乱，东极吴会，西抵江郢，死于兵死于饥者，自典午南渡之后，未始见也。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，不惟儒道之所不许，乃佛教之罪人，而断一重罪，乃终日不怿，吾谁欺，欺天乎！（一五九）

此有感于元时之崇尚释教，而杀人如麻也。《耶律楚材传》言：“元初州郡长吏，生杀任情，燕蓟留后长官尤贪暴，杀人盈市。近臣等以汉人无补于国，至欲悉空其人以为牧地，楚材谏而止。”《丘处机传》亦言：“国兵践蹂中原，河南北尤甚，民罹俘戮，无所逃命。处机使其徒招求于战伐之馀，滨死而得生者二三万人。”《廿二史劄记》言：“世祖嗜利黩武，民不聊生。”又言：“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，遍地涂炭。”然考其时，正隆礼国师，凡殴西僧者截其手，詈之者断其舌也。

梁武帝太清元年，四月丙子，群臣奉赎。

注曰：自庚子捨身，至丙子奉赎，凡三十七日。万机之事，不可一日旷废，而荒于佛若是，帝忘天下矣。三十七日之间，天下不知为无君，天下亦忘君矣。（一六〇）

离政治而言宗教，或以宗教为个人之修养，岂不甚善。梁武帝等之于宗教，弊在因宗教而废政治，或与政治混而无别，遂以祸国，宗教不任其咎也。

太清二年，何敬容谓学士吴孜曰：“昔西晋祖尚玄虚，使中原沦于胡羯。今东宫复尔，江南亦将为戎乎！”

注曰：何敬容虽不能优游于文义，其识则过于梁朝诸臣矣。（一六一）

梁敬帝绍泰元年，齐主洋以佛道二教不同，欲去其一，集二家论难，遂敕道士皆剃髮为沙门，有不从者，杀四人，于是齐境皆无道士。

注曰：今道家有《太霄琅书经》云：“人行大道，号曰道士。士者何？理也事也。身心顺理，唯道是从，从道为事，故曰道士。”余按此说是道流借吾儒经解大义，以演绎“道士”二字。道家虽曰宗老子，而西汉以前，未尝以道士自名，至东汉始有张道陵、于吉等，其实与佛教皆起于东汉之时。（一六六）

《汉书·郊祀志》下，师古《注》引《汉宫阙疏》云：“神明臺高五十丈，上有九室，恒置九天道士百人。”《困学纪闻》二十据此，以为道士盖始自武帝。身之则以为张道陵等以前，未尝以道士自名。盖道士之名古有之，而用以自名，则自道陵等始也。《日知录》一姤字条，引胡三省说，即出于此，其赞同胡说可知。特前辈引书，不著卷数，不易知其出于此耳。

陈武帝永定二年，上幸大庄严寺捨身。

注曰：前车覆矣，後车不知戒。耳目习于事佛，不知其非也。（一六七）

永定三年二月，齐主洋于甘露寺禅居深观，唯军国大事乃以闻。

注曰：据《齐纪》，甘露寺在辽阳。此鄙语所谓“猕猴坐禅”也。（一六七）

陈永定三年，即北齐天保十年。当时事佛风习，无间南北，盖荒乱之极，精神无所寄讬，相率而遁于玄虚，势使然也。惟高洋在南北诸主中，最称无道，一方事佛，一方杀人，直至死日，残暴未改。《北齐书·文宣纪论》，谓其“始则存心政事，风化肃然，其后纵酒肆欲，事极猖狂，昏邪残暴，近世未有”。盖实录也。咸淳间浙僧志磐撰《佛祖统纪·法运通塞志》，于北齐天保十年条下，乃为之辨曰：“世谓文宣残忍，果于刑戮，至比之桀纣。然观其译经修禅，受戒禁杀，尊礼国师，罢黜道教，其敬佛为甚至。初年好杀，特其残习之所为耳，非如桀纣不遇佛法，行杀无悔者比也。”此则因其事佛而欲为之解脱，其意甚美，奈事实先后倒置何。身之以“猕猴坐禅”讥之，允哉！

陈宣帝太建七年，齐主纬每有灾异寇盗，不自贬损，唯多设斋以为修德。

注曰：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鉴矣。（一七二）

此有慨于元时斋醮之盛，竭中华之物力以趋之也。

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，上由是颇信神仙。

注曰：明皇改集仙为集贤殿，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，至是则颇信矣，又至晚年，则深信矣。史言正心为难，渐入于邪而不自觉。（二一四）

开元二十九年，上梦玄元皇帝告云：“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馀里，汝遣人求之，吾当与汝兴庆宫相见。”

注曰：有宋大中祥符之事，皆唐明皇教之也。（二一四）

唐玄宗天宝四载，春正月，上谓宰相曰：“朕比以甲子日，于宫中为坛，为百姓祈福，朕自草黄素置案上，俄飞升天，闻空中语云：'圣寿延长。’又朕于嵩山炼药成，亦置坛上，及夜，左右欲收之，又闻空中语云：'药未须收，此自守护。’达曙乃收之。”太子诸王宰相，皆上表贺。

注曰：史言唐之君诞妄而臣佞谀。（二一五）

大中祥符迭降天书之事，《宋史·真宗纪》所载，不若《续通鉴长编》之详；今《长编》经清人改编，又不若杨仲良《长编纪事本末》之古而尤便检阅也。兹撮其起源于此，以见有宋君臣之诞妄佞谀，不减于唐明皇时也。《长编纪事本末》卷十七载：“大中祥符元年正月，天书降于左承天门屋之南角，其帛长二丈许。”大中祥符之改元，即由于此。卷二十又载：“大中祥符五年十月，天尊降于延恩殿，自言：'吾人皇九人中一人也，是赵之始祖，再降乃轩辕黄帝，凡世所知少典之子，非也。后唐时七月一日下降，总治下方，主赵氏之族，今已百年’云。闰十月，上天尊号曰圣祖，诏圣祖名上曰玄，下曰朗，不得斥犯。以七月一日为先天节，十月二十四日为降圣节。”宋人避圣祖玄朗讳，及宋刻经籍遇“轩辕”二字辄缺笔，亦由于此。卷廿四又载天禧三年朱能献天书事，当时臣下多以为非，而不敢言，言之者唯孙奭、张泳、鲁宗道等。《宋史》四三一《儒林传》载孙奭四疏，其大中祥符六年疏有曰：“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，岂以明皇为令德之主耶！明皇祸败之迹，有足为深戒者，非独臣能知之，近臣不言者，怀姦以事陛下也。臣愿陛下早自觉寤，斥远邪佞，罢兴土木，不袭危乱之迹，无为明皇不及之悔，此天下之幸，社稷之福也”云云。然真宗之为此，岂果不知其非哉，盖自有作用耳。《龙川别志》上，载：“契丹既受盟，寇公每有自矜之色，王钦若深害之，从容言于上曰：'此春秋城下之盟也。诸侯犹且耻之，而陛下以为功，臣窃不取。’真宗愀然不乐曰：'为之奈何？’钦若度上厌兵，即谬曰：'陛下以兵取幽燕，乃可刷耻。’上曰：'河朔生灵，始免兵革，吾安能为此，可思其次。’钦若曰：'惟有封禅泰山，可以镇服海内，夸示夷狄。然自古封禅，当得天瑞，希世绝伦之事，然后可为也。’既而又曰：'天瑞安可必得，前代盖有以人力为之者，惟人主深信而崇奉之，以明示天下，则与天瑞无异矣。’上意犹未决。晚幸秘阁，杜镐方直宿，上骤问之曰：'古所谓河出图，洛出书，果如何事耶？’镐老儒，不测上旨，谩应曰：'此圣人以神道设教耳。’其意适与上会，上由此意决。”此条《宋史》二八二，采入《王旦传》，所谓愚民之術也。宋人说部中如《东轩笔录》、《容斋三笔》、《甕牖闲评》等，皆曾评议及此。《宋史·真宗纪论》及明商辂《蔗山笔麈》，亦曾推论其隐。大中祥符之事，实与开元、天宝之事，同出一辙，故身之以为唐明皇教之。

唐德宗建中四年，会夜，泚营于城东三里，击柝张火，布满原野，使西明寺僧法坚造攻具，毁佛寺以为梯冲。

注曰：西明寺在长安城中延康坊，本隋杨素宅也。梯，雲梯。冲，冲车。代宗饭僧以护国，今朱泚乃用僧造攻具以攻奉天。（二二八）

此叹僧徒之受人驱迫也。夫人不得已而出家，仍不能遯逃世网，可哀已！元时亦有僧兵守城事，虽攻守不同，而其不能逃避世网则一。元闽僧大圭《梦观集》一，有《僧兵叹》，二又有《僧兵守城行》云：“驱僧为兵守城郭，不知此谋谁所作？但言官以为盗防，盗在深山啸丛薄。朝朝上城候点兵，群操长干立枪槊，相看摩头一惊笑，竹作兜鍪殊不恶。平生独抱我家法，不杀为律以自缚，那知今日堕卒伍，使守使攻受官约。谓僧非僧兵非兵，未闻官以兵为谑，一临仓卒将何如，盗不来时犹绰绰。敌人日夜徂我城，示以假兵无乃弱，我官自有兵与民，愿放诸僧卧雲壑。”呜呼！暴令之来，岂得高卧雲壑哉！

唐德宗贞元三年，既而戍卒应募，愿耕屯田者什五六。

注曰：自李泌为相，观其处置天下事，姚崇以来，未之有也。史臣谓其“出入中禁，事四君，数为权倖所疾，常以智免。好纵横大言，时时谠议，能寤移人主意。然常持黄老鬼神说，故为人所讥。”余谓泌以智免，信如史臣言矣，然其纵横大言，持黄老鬼神说，亦智也。泌处肃、代父子之间，其论兴复形势，言无不效；及张后、李辅国之间，所以保右代宗者，言无不行。元载之谗疾，卒能自免，可谓智矣。至其与德宗论天下事，若指诸掌。以肃、代之信泌，而泌不肯为相；以德宗之猜忌，而泌夷然当之，亦智也。呜呼！仕而得君，谏行言听，则致身宰辅宜也。历事三世，洁身远害，筋力向衰，乃方入政事堂，与新贵人伍。所谓经济之略，曏未能为肃、代吐者，尽为德宗吐之，岂德宗之度，弘于祖父邪！泌盖量而后入耳。彼德宗之猜忌刻薄，直如萧復、姜公辅，谓之轻己卖直；功如李晟、马燧，忌而置之散地。而泌也恣言无惮。彼其心以泌为祖父旧人，智略无方，弘济中兴，其敬信之也久矣。泌之所以敢当相位者，其自量亦审矣，庸非智乎！其持黄老鬼神说，则子房欲从赤松游之故智也，但子房功成后为之，泌终始笃好之耳。（二三二）

身之文集《竹素园稿》百卷不传，此非好好一篇《李泌论》耶！李泌之笃好黄老，乃其个人之信仰与修养，于国家社会何损？必以此讥之，岂非不爱成人之美者乎！全谢山修《宋元学案》，自廿二卷晁景迂，至四十四卷张魏公，世所讥为杂于异学者，什而四五，皆不能摈于学案之外也。其中如陈了斋、张横浦之伦，风节尤凛凛。学佛自是其个人修养，何负于国？李泌之于黄老，亦犹是耳。身之详为之辩，而独以智许之，深得信仰自由之义，其识远矣。

宋景濂《题朱右新修李邺侯传後》曰：“李泌在唐，建谋猷，轻爵禄，仿佛汉之留侯。《新、旧史》皆讥其好纵横大言，以鬼道媚人主，取宰相，何其悖耶！晋王府长史朱君读而病焉，因据泌之子繁所录《家传》，参考群书，仿前贤删正《诸葛亮》、《陶潜》二传，芟繁摭华，重为《泌传》一通，泌之事始大白于天下後世。呜呼！微朱君，泌不衔冤于九泉之下乎！”文见《宋学士集》卅三。朱右天台人，预修《元史》，为身之同里後学，此《传》其受《鉴注》之启示者欤！

唐敬宗宝曆二年，上幸兴福寺，观沙门文溆俗讲。

注曰：释氏讲说，类谈空有，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，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。（二四三）

文溆俗讲最有名，日本僧圆仁《入唐求法巡礼行记》称：“会昌元年正月，敕开俗讲，文溆法师讲《法花经》，城中俗讲计法师为第一。”而赵璘《因话录》则颇诋毁之，谓：“文溆所言，无非淫秽鄙亵之事。”段安节《乐府杂录》则又盛称：“文溆善吟经，能感动里人。”毁誉不同，爱憎各别耳。唐时有曲名“文溆子”，《乐府杂录》以为乐工黄米饭撰，《碧鸡漫志》引《卢氏杂说》则以为唐文宗製，盖乐工奉上命依文溆声调为之，故名。

唐武宗会昌五年，群臣上尊号曰“仁圣文武、章天成功、神德明道大孝皇帝”，尊号始无“道”字，中旨令加之。

注曰：是时帝崇信道士赵归真等，至亲受道箓，故旨令群臣于尊号中加“道”字。而不知其所谓道者，非吾之所谓道也。（二四八）

会昌五年，即武宗毁佛之年。武宗之崇信赵归真，与后来宋徽宗之崇信林灵素无异，故徽宗亦抑佛。《宋史》二十一《徽宗纪》，载：“政和七年四月，道箓院上章，册帝为教主道君皇帝。”初，帝御笔讽道篆院曰：“朕乃上帝元子，为太霄帝君，悯中华被金狄之教，遂恳上帝，愿为人主，令天下归于正道。卿等可上表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。”于是道箓院上表册之。语详《通鉴长编纪事本末》百二十七。帝恼金身之佛，目为金狄之教，卒来金国之侵陵。又效真宗故智，讬之帝君降临，以为是足以威海内而夸夷狄，幻想极矣。《左·庄三十二年传》，史嚚曰：“国将兴，听于民，将亡听于神。”徽宗其将亡乎！其所谓道，非吾所谓道也！

唐懿宗咸通三年，上奉佛太过，怠于政事。吏部侍郎萧倣上疏，以为“佛者弃位出家，割爱中之至难，取灭后之殊胜”。

注曰：人情莫不爱其亲，莫不爱富贵。佛者弃父母之亲，捨王子之贵而出家，是“割爱中之至难”。又释氏为宏阔胜大之言，以为佛灭度后，诸天神王，供养庄严，皆人世所希有，后人又奉其法而尊事之，是“取灭后之殊胜”也。（二五〇）

身之于二氏之学，夙所通究，故注中无矫激之谈。《中庸》言：“万物并育而不相害，道并行而不相悖。”尊此者固不必以抑彼为能也。

咸通十四年三月，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，群臣谏者甚众，至有言宪宗迎佛骨，寻晏驾者。

注曰：事见《宪宗纪》元和十四年。死者人所甚讳也，况言之于人主之前乎！言之至此，人所难也。（二五二）

宪宗以元和十四年正月迎佛骨，十五年正月崩。懿宗以咸通十四年三月迎佛骨，七月崩。非佛骨能致祸福也，当其发愿迎骨时，心力已虚，自谉不能久住，故谏者之言遂中。然懿宗之患，不在奉佛，而在怠于政事，史已言之矣。

後晋高祖天福五年，闽主曦度民为僧，民避重赋，多为僧，凡度万一千人。

注曰：呜呼！使度僧而有福田利益，则闽国至今存可也。（二八二）

此有感于元时隆礼番僧，蠧国病民，而知其祚之不永也。

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，契丹迁晋主及其家人于封禅寺，遣大同节度使兼侍中崔廷勋以兵守之。时雨雪连旬，外无供亿，上下冻馁，太后使人谓寺僧曰：“吾尝于此饭僧数万，今日独无一人相念邪？”僧辞以“虏意难测，不敢献食”。

注曰：噫！孰知缁黄变色，其徒所为，有甚于不敢献食者耶！有国有家者，崇奉释氏以求福田利益，可以监矣。（二八六）

所谓“其徒所为，有甚于不敢献食者”，指发掘宋陵诸僧也。人皆知此事为番僧所为，而不知为之伥者皆宋廷平日所饭之僧也。《癸辛杂识》续集上，载其徒互告状一纸云：“至元二十二年八月，有会稽县泰宁寺僧宗允、宗恺，盗斫陵木，与守陵人争诉，遂称亡宋陵墓有金玉异宝，说诱杨总统，诈称杨侍郎、汪安抚侵占寺地，将宁宗、杨后、理宗、度宗四陵发掘，尽取宝货，又断理宗头，沥取水银含珠。十一月十一日，又将孟后、徽宗郑后、高宗吴后、孝宗谢后、光宗等陵尽掘。其下本路文书，只言争寺地界，并不曾说开发坟墓。其宗恺与总统分赃不平，已受杖而死。宗允见为寺主，多蓄宝货，豪霸一方。”《杂识》别集上，又载：“乙酉发陵事，起于天长寺僧福闻，成于剡僧演福寺允泽。初，天长乃魏宪靖王坟，闻欲媚杨髠，遂献其寺。继又发魏王之冢，多得金玉，以此遽起发陵之想，泽一力赞成之，遂，俾泰宁寺僧宗恺、宗允等，部领人夫发掘。时有宋陵使中官罗铣者，守陵不去，与之力争，为泽率凶徒痛箠，据地大哭。遂先发宁宗、理宗、度宗、杨后四陵，理宗之陵，所藏尤厚，倒悬其尸树间，沥取水银，如此三日夜，竟失其首”云。身之所谓“甚于不敢献食者”，此也。彼其平日所趋附者势耳，势既倾颓，趋附安得不随之而转，又岂独僧众为然哉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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